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家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呢，很多朋友还不理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介绍下，希望能帮助到你！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国家、民族乃至中国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因此发生巨变。已经按部就班进行了四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突然发生了变化。一场大规模的下乡运动爆发了。

一批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曾经高呼着“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的口号，携带着心中积攒了几年的不满，像一股回头的浪潮，趁着“全国一片红”的大好时机，向着动荡的城市涌去，回城的浪潮骤然高涨。

“回城”是因为红卫兵大串联。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五月十六日通知)，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月25日，北大、聂等7人在北大张贴题为《宋硕、鲁平、彭佩云在文革中做了什么》的海报，攻击北大党委。引起了北大附近学生的反响。29日夜，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提出要“做一棵大树，做一棵毛泽东思想的大树”，并秘密组织红卫兵组织，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成千上万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中学生产生了绝对服从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泽东指示的狂热。

在“海瑞罢官”、“三村”的批评讨论中，清华附中部分高年级学生与校领导发生争执。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王明、罗小海、张晓兵、郑涛等学生在圆明园遗址上悄然集合。他们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一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中央，捍卫党中央。

在讨论团名时，有人建议叫“向日葵”，有人建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同意用“红卫兵”，意思是红卫兵保卫毛主席。

名字确定后，他们起草并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士，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导。我们发誓:为了保卫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将坚决流尽最后一滴血。”

规模庞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竟然是这群十三到十九岁的中学生。1966年5月29日，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

接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冶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组织。

6月1日，毛泽东批准播放了震惊全国的北京大学聂等人的所谓“马列主义第一海报”。于是，一场嘹亮、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造反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个校园蔓延，直至全国。

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出现非常高兴和满意。“文革”开始时，他说:“我一直主张，每当中央做了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攻击中央。地方上多几个孙悟空，就大闹了。”他说:“虽然我们在农村和工厂打过仗，开展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射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所以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他也深感“文革”进行得不那么顺利，阻力很大。所以他决定用红卫兵的出现来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障碍。8月18日，重新安排座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门，首次检阅了进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百万红卫兵。接着，在同年9月和10月，他在天安门门会见了1100万红卫兵7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国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学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工作人员代表参观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来北京的革命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支付。这使得红卫兵大串联获得了合法地位和必要的经济保障。

在中央领导人的保护和表彰下，热情的青年学生穿着绿色军装，佩戴红袖章，手持红色《珍贵书籍(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孜孜不倦地串联起来，“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全部清理干净，把几千年积累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

红卫兵大串联冲击了各级党政机关，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知青也因此很难上山下乡。许多农村知青，受到红卫兵的感染，纷纷扔下锄头，披上红色造反的外衣，加入疯狂的造反行列。

据当时中央安置办的同志介绍，过去农村收到知青上访的少则3、5人，多则只有7、8人，极少超过10人。这些人主要想解决农村生活条件的具体问题。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农村知青混入红卫兵，大批回到城镇“闹革命”。

当时有六七万农村知青涌向北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红卫兵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励更多的农村青年回到城市“造反”。

这些回城造反的知青心态不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出于对革命的热情，而另一些人是出于报复，因为他们下乡时受到了当地干部的歧视和迫害。现在该算账了。

1966年八九月，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知青首先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青办公室，宣布夺取了中央安置办公室的权利。

他们砸开文件柜，造成大量档案丢失，公布了一些农村女知青被强奸、迫害的案件。也纷纷召开批评会，批评中央安置办的领导。

中央安置办被迫搬到“地下”办公，与上下保持联系。为了接待越来越多的“造反派”，安置办不得不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搬到万寿路的国务院农林办大院。

据这位同志回忆，在上访群众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镇上，但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在当时严格控制户口的情况下，回城的年轻人显然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

红卫兵运动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出《关于北京学校暂停串联外出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连续下发通知，规定暂停火车、轮船、汽车来京及与外地串联。1967年3月19日，中央明确规定停止全国大赛。

红卫兵串联停止了，所以农村的知青和其他来北京的人不要继续串联，留在城里。一九六七年，中央和国务院在三个文件中提到这个问题:

1月11日，《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谈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上访，说:“这几年，已经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应该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要由各级党委逐步解决。”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立即停止“文革”中在经济主义上做文章的倾向。

2月17日，在《关于处理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到山区外出串联、上访、请愿的通知》中规定:凡留在外地串联、上访、请愿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应立即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生产。所有设立的联络站一律取消。否则将依法惩处。

10月8日，在《关于知识青年和其他上山下乡人员必须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中，规定了六条措施，要求回城的知青回到农村。“革命干部要带头动员子女回乡”。各单位要把下乡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要负责任地处理好下乡问题。"

中央三个文件下发后，一些城市的红卫兵组织暂时停止了与回城知青联手造反的活动。首都的大学、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也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地来京“造反”，请愿者“回老家就地革命”。至此，返城风波平息。

回城风暴的平静，其实催生了最为汹涌的知青下乡新运动的兴起，正如中国知青史& mdash& mdash《春潮》(1966 & mdash在1980年)，书中说: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他似乎不再是无情地把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倒向农村的手段，而是革命青年献身红坛的一种极端形式。

& hellip& hellip红卫兵运动曾经像毁灭性的飓风一样席卷全国，震惊世界。它把一群充满朝气和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了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对着欣喜若狂的革命青年高喊“我支持你”的时候，年轻的红卫兵天真地以为，自己仿佛成了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命运的主人。

但随着10月3日《红旗》第十三篇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运动进一步指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红卫兵运动失去了势头。

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集团，结束了对老红卫兵的使用，转而支持运动初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人& lsquo& lsquo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即新红卫兵)& HELIP& hellip1967年9月起源于北京的下乡活动，最初是由野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子组织的。

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正在展开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1967年10月至1968年夏，知青下乡运动还处于自发阶段，但国家对此事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许多新闻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力宣传。

虽然有几十万中小学生下乡，但与庞大的城市毕业生总量相比，仍然不算多。真正有组织、有步骤的大规模下乡运动，是从1966年、1967年、1968年的“老三届”毕业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