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辽为什么有五个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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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甚至经济)中心，有着独特的地位。但是，为什么辽朝同时有五个首都(上海黄林府、东京辽阳府、南京西晋府、钟鼎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契丹原是东北游牧的鲜卑人，生产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但随着族群内部严密的组织和高效的动员机制，很快在草原上崛起，并逐渐向外部扩张。十世纪初，它利用唐朝灭亡带来的中原之乱出兵华北，为其权力发展的下一个高峰奠定了基础。不久，当时的华北汉族军阀石敬瑭将西北、华北大片土地割给契丹，以换取契丹的军事支持，契丹政权成为包括农业区和游牧区在内的“二元”帝国。契丹的扩张和征服不是军国主义，也是积极吸收和学习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很快，建立“国家中心”首都的概念被它采纳。契丹政权的开创者卢野阿宝在保证时机的情况下，将本民族的发祥地黄林府(今内蒙古赤峰市林动镇)定为政权的“帝都”(进京)。然而建都后产生的问题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就是无法控制广大的疆域。辽政权虽然很快灭亡了地处辽东半岛、建国数百年渤海国，但也通过出兵干预中原内战，吞并了汉人集中的华北大片农业区。但领土扩张带来的地方阻力，以及与其领导中心和地方当局联系的困难，也一直困扰着契丹上层。于是，契丹为了加强地方控制，在原渤海国旧址辽阳府建立了行政首都，由契丹太子掌管地方政务；接着又将汉朝的西晋府(今北京)定为首都控制地方，并在西晋府设立“南院”，招募汉人担任管理汉朝的职务，逐渐成为契丹政权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为了随时抵御来自北宋政权的反攻，监视今天蒙古高原的其他部落势力，设置大同府(今大同市)为都城(西京)，进一步巩固了帝国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描绘宋辽血战的绘画)辽圣宗时期，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上京原有的帝都黄林府由于地处长城之外，已无法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于是辽圣宗以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为皇族居住的新都(中京)。至此，辽政权的五都逐渐成型，它们始终伴随着辽政权的覆灭。辽政权五都的建立，不仅开辟了帝国有效统治广大领土的新模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征服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同时，辽朝通过设置都城的方式对全国不同地区进行划分和统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本民族接受汉化的速度，从而暂时避免了上层阶级因接受中原文化而可能分裂的风险。所以辽政权建都，与其说是汉化的表现，不如说是游牧民族统治辽阔疆域的开拓性发明。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辽虽有五都，但不是五都。而且，这五个北京哪一个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首都——最早的北京曾经是辽朝名义上的帝都，也就是契丹皇室的聚居地，有一些朝臣和北京官员居住在那里，但不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所在地；北京和南京经常接待外国使节，有外交礼仪的功能，但不是行政首都。辽朝是马背上的旅行国家，从来没有固定的政治中心。它作为首都的功能是“施思博纳”，在契丹语中的意思是“走进”或“走进宫殿”，即流动的首都。

吴京的建立有其特殊的背景。辽朝疆域辽阔，Xi、石围、渤海、女真相继被兼并。这些民族与契丹的习俗不同，距离很远。如何管理它们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尤其是在生产力更先进的汉人进入之后——契丹汉人众多，有的被俘，有的四处流窜避灾，后来又有十六州，以汉人为主，体量巨大，更是雪上加霜。

辽朝经过考虑，基于地域管理的原则，并参考中原官制，将全国版图分为五部分，即五路，每路以五个都城为中心，分别是:上京黄林府(今内蒙古巴林左奇以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西晋府(今北京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北京西南)

吴京是区域中心，但不完全是区域行政中心，因为上京、中京、东京都有大量私人拥有的军州县，与它们没有隶属关系。吴京的主要职责是守一方，开疆拓土，收税，管理区域内的汉人。需要说明的是，五都的建立时间一直不一样，这里就不赘述了。它们各自的功能也不同。除了以上去北京、仲景、南京的功能外，仲景、南京以财税为主，经济功能突出；仲景也是汉人一切公务都派在汉官宰相以下的地方，行政职能突出；南京、西京防卫任务重，防卫官多，军事功能突出；东京是东单国的延续，政治外交相对独立，境内部落众多，军事控制功能突出。

辽朝的行政体制是南官北官双轨制。北方的官员按部落制度指挥契丹各族，南方的官员按唐制度管理汉族事务。所有的顶层决策都来源于四季，即皇帝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去四个气候适宜的地方狩猎和工作，这四个季节被称为春水、乘凉、秋山、冬坐。辽朝通过手握诏令，任免人事，决策重大问题，加强了与各地、各民族的联系。皇帝主持的“南北文官会议”，每年都是在“坐冬”和“纳凉”的时候举行。届时，南北及中央各机构的官员将带着宫帐(Voludo)前往，会议决定降薪后，各自回府执行。

博纳是辽朝真正的行政首都。辽朝末年，博纳的四季是历代皇帝的政治坚持，不敢懈怠。也正因为如此，廖道宗的卢野弘基在身患绝症时，坚持走了一趟春水，最后死在了思博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