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错了吗自己坐上来(知道错了吗自己坐上来车文)
等老容止告白，朱大洪从29岁等到了52岁。
1999年，朱大洪的丈夫陆忠明被老容止的男友法英以做木工为由骗至出租屋，并被杀害肢解。此前三年，法子英与老容止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等地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案。
法子英于当年12月28日被执行死刑，老容止开始逃亡20年，而朱大洪则靠自己一个人艰难养活全家。
那个曾经站在丈夫身后什么都不用管的小女人，“像家里快要倒塌的房子一样撑起来了。”为了赚钱，她经常要四五点钟起床，穿过半个城市去上班，忙完了还要摸黑回来种田。三个年幼的孩子早早体会到失去父亲的悲伤，初中刚毕业，就辍学打工。
陆忠明和朱大洪与孩子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在朱大洪艰难抚养三个孩子的时候，老容止过着另一种生活——弹钢琴、画画、养狗。2019年11月28日，老容止在厦落网。2021年9月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判处老容止死刑。2022年8月18日，老挝容止案二审开庭。经过三天的审理，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23年过去了，朱大洪已经不再年轻，眼角有皱纹，头上有白发，但她终于要等最后的结果了。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这些年来，朱大洪一直在努力缝好自己和孩子“支离破碎”的生活，等一切尘埃落定，“我想慢慢过好自己的余生。”
2021年9月9日，朱大洪出席庭审后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李
“快乐完全散了。”
52岁的朱大洪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得多。他的眼睛周围有层层皱纹，脸颊上有斑点。因为常年打扫卫生，他的手很硬很粗糙，但是很有力。
两桶60多斤的水，她用肩和手就能把桶提起来。她也是短小有力，声音洪亮，弹出来的音节又快又响。有时候，对方还没听清她在说什么，* * *就赶紧挂了。
朱大洪很忙，忙着种地，忙着打工，忙着还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几乎全靠她一个人。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就像一天。但是她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2021年9月12日下午，朱大洪挑水浇地。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1999年，对于当时才29岁的朱大洪来说，日子还是“很有希望”的。她有一个勤劳聪明的丈夫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最大的只有7岁，最小的只有3岁，生活蒸蒸日上。
陆忠明懂木工，上世纪90年代他一天能挣70到80元。朱大洪经常骄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是手艺人。别人赚一块钱，他就能赚五块钱。”闲暇时，他就上街收小猪，卖到南方的城市。
他也是一个爱妻子的好丈夫。朱大洪回忆起婚后的生活，脸上满是满足。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没吵半句，他也从不让* *吃点心。”夫妻二人都很期待。大儿子应该上小学了。秋天来了，家里就要盖砖房了。陆忠明也计划购买一架新飞机。
在最后一次离家前，陆忠明告诉他的二儿子杨璐，“听妈妈的话，回来给你买水果。”杨璐不停地喊:“不要走，不要走。”“这一次，农忙会回来的。”陆忠明安慰他。
陆忠明留下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老容止案”一审判决书显示，为了恐吓另一名被害人，法英将时年31岁的陆忠明诱骗至租住处，将其杀害并肢解尸体，放入冰柜中。老容止协助用尸体移动冰柜。
朱大红还在老家等丈夫下班回来。直到一个月后，她才从亲戚那里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朱大洪怎么也想不通，这个会在农忙时间组织人帮忙插秧，半夜起来帮别人的老好人是怎么被打死的。
“感觉天塌了，幸福彻底散了。”朱大洪停顿了几秒钟，才继续说，“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我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
陆忠明被杀后，朱大洪开始害怕晚上走路。“感觉看到的每个人都像杀人犯。”乡下的土路上几乎没有灯光，所以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回家。
小路的尽头是她的家。砖房建不起来，土房越来越差，没有维修。屋顶用茅草盖着，墙壁裂了一条大缝，用塑料纸填起来挡风。因为害怕倾倒，用树桩支撑着，但还是经不起风雨，随时可能倒塌。房子的西北角是一张砖砌的床。上面没有棉被，只有薄薄的一层木头和草。
法律援助律师刘京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认识了朱大洪。她记得两个孩子坐在床边，手里的生土豆还沾满了泥。他们至少揉了揉，嚼了嚼。
朱大洪一看到刘静洁就哭了。她无法理解，“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法子英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死刑，老一直在逃，但朱大洪提出的民事赔偿因法子英无实际赔偿能力而免于赔偿。
无法支撑，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去了父母家，家里住不下，就借了邻居不住的房子。看着三个孩子吃穿不愁，朱大洪当时想死。
最后，是女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当那个孩子站在我面前时，我的心灵苏醒了。我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的父母。人活在世上，至少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
朱大洪和陆忠明的三个孩子。从左至右依次是女儿陆青(化名)、大儿子和二儿子杨璐(化名)。受访者供图
2004年前后，朱大红带着孩子回到丈夫的老家合肥市长丰县汤怀村照顾婆婆。用刘静洁的话来说，“她把它推得像家里快要倒的房子。”
陆忠明被杀后，她的婆婆整天呆在以泪洗面，她的眼睛逐渐失明。家里没有劳动力，种地变得特别难。朱大洪生性强势，不想总是麻烦别人。再加上种地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计。她不得不出去工作。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照顾自己。小学三四年级，陆青学会了自己做饭——把锅放在小煤炉上，加点白水，把自己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顿饭。饭菜比较好，是学校中午两三元的拌饭。杨璐每次都吃得很干净，所以他不用考虑晚上吃什么。
衣服也是别人捡的，五颜六色的，有宽松的裤子，还有一些破洞。有一年冬天，陆青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皮鞋，但是太薄了。她冷得坐在路边哭。杨璐别无选择，只能在鞋子里放些纸来保暖。
有时候放学回家，门是锁着的，弟弟妹妹进不了家门，坐在门口哭。朱大洪回来看到孩子哭，她也哭了。
此时，她总是非常想念陆忠明，但她不敢和她的孩子说话，怕让他们伤心。偶尔杨璐惹她生气的时候，她会吐槽“你没有继承你爸爸的聪明。”
杨璐和陆青对父亲的记忆都来自照片和母亲的话语。在杨璐的照片中，父亲的笑容总是绵延不断——有的骑在摩托车上，有的站在油菜田里，有的和朱大洪抱着孩子并排坐着。照片里还有他妈妈脸上的笑容。
在朱大洪的印象中，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已经去世，案件的详细情况直到老容止被抓才知道。但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父亲，本身就意味着不一样。
杨璐最怕开家长会。他不想回答父亲为什么没来，性格也越来越自卑。青春期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有点叛逆。我跟着调皮的同学偷偷卖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干的花生。我的老师邀请了我的父母。朱大洪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学校，一路哭。“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杨璐在他妈妈后面推着自行车。“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别不对劲，一下子成熟了。”
从那以后，杨璐很少和他母亲顶嘴。他觉得委屈的时候，就躲在角落里一个人哭。他学会了与自己和解。“父亲不在了，母亲无论有多困难都想支撑这个家。我要长大，要照顾妈妈。”
朱大洪过去拉米的木车，现在就放在墙角。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建造房子
如果不是几个月前朱大红摔断了腿，不得不在家休息，她现在还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酒店的保洁工作。
她干了十几年，早中晚三班倒，旺季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打扫三四十个房间，扔被子，换床单，刷厕所，时间很长。她的肩膀，腿和背部经常疼痛，总是打着石膏。即使体力耗尽，月薪也不过两三千元。
为了加班方便，朱大洪在市区租了一套一两百元的民房。水泥墙是光秃秃的，甚至杨璐都不愿意去。“有点热，就像进了微波炉，喘不过气来。”
这比每天来回跑好多了。从这个村子到她工作的地方将近20公里。朱大洪要先骑电动车去公交站。她这两年才学会骑，车技还很不熟练。只有20分钟的路程，而她却花了将近三倍的时间。
早些年没有公共汽车时，路程要花更长的时间。早上四五点钟，她会从家里出发，一路走到村口或者镇上，然后骑车穿过半个城市。“每天早出晚归，一路哭到合肥上班。”
赶上农忙更是雪上加霜。
下班后，朱大洪立即赶回村里，在门口点上一盏灯，翻着白天晒好的米，直到半夜。浇水季节，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到了收割的时候，因为没有拖拉机，朱大洪只好拉着一辆木车去割稻子，两个孩子在后面推着，至少有两里路。万一下雨，大米只能潮湿发霉。
“那几天，天很黑，没有光。”其实不是不能复婚，只是她不想。“我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抚养我的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成为孤儿，最后成为流浪儿。也许我走上社会就会变成人渣。”
朱大洪家的煤炉、煤气炉的墙壁已经被熏黑。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她咬紧牙关坚持着。杨璐和陆青上初中的时候，朱大洪终于用水泥粉刷了砖房。那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住在水泥房子里。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免得他们走六七公里去学校太辛苦。家里加了煤气灶，但是没有油烟机，墙壁都被熏黑了。
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杨璐将骑自行车在村口接他的母亲。放学后，哥哥姐姐泡在田里干活，收稻子，摘棉花和花生。
三个孩子初中毕业后都选择了辍学打工。虽然家里已经被朱大洪一点一点撑起来了，但是一个人养活全家的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债务滚滚而来。
杨璐一心想赚钱还债。初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尝试打工。辍学后，他去搓过面，做过服务员，去工厂做过螺丝，学过跑腿送外卖。“哪个钱多？”去年白天做厨师学徒，晚上搬货。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年轻人很少。“因为我太累了。”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晚上搬了七八吨货。“感觉胳膊不是自己的胳膊，腿也不是自己的腿。”他的手长满了老茧，但他活了下来。“我们要接受现实，苦还是要吃的。”
朱大洪没少跟他吵架，以为学个手艺才是正经事。杨璐只是静静地听着，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可惜没让孩子看这本书。”朱大洪有点自责。但孩子们只对她心存感激。
朱大洪生日那天，女儿发来* * *:亲爱的妈妈，您这些年辛苦把我们拉扯大，您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心里暖暖的，我的孩子知道我的苦。”朱大洪很欣慰。这个* * *她一直留着，一个人的时候总会翻出来。
朱大洪家常年在外打工，门经常锁着。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等待结果。
刘静洁认识朱大洪已经20多年了。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一点点缝合自己破碎的人生，也看着她留下越来越多的岁月痕迹。她知道老容止一直是朱大洪心中的一根刺。
1999年，法子英刚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朱大洪经常给刘敬杰打电话:“老容止怎么还没抓到？”刘静洁理解她。“朱大洪一直抱着希望，想给陆忠明一个交代，并期待得到一些补偿。”
朱大洪记得，十几年前他最焦虑的时候，整天想着“失踪”的老容止。她的名字，她头发燃着“* * *波浪”的画面，在朱大洪的脑海里不停地旋转。
近年来，朱大洪有时会安慰刘静洁:“很有可能她藏在某个地方，很难找到。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
青年朱大洪(左)和律师刘静杰。受访者供图
2019年11月28日，潜逃20年的老容止在厦落网。三年后，朱大洪依然能快速说出日期。
她还记得，老容止被捕后的那个晚上，她正准备做饭，杨璐犹豫地拉住了她:“妈妈，这是爸爸的事。又一个人好像被抓了。”朱大洪激动不已，连忙向刘静洁求证。
然后，记者们蜂拥而入采访她。在刘敬杰的办公室里，律师和朱大洪被团团围住，卷宗被翻得七零八落，只能用透明胶带固定。朱大洪不适应面试。刘静洁记得，她只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开了。
朱大洪作为受害者家属一直不愿意被关注。她不希望被谈论，被怜悯，被收获或者被同情，被惋惜。有人在她购物的时候认出了她，但她否认了。
2020年12月21日，老容止案一审在南昌开庭。朱大洪参与了对法英的审判。当时她觉得法英特别可怕。“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连话都不敢说。”但她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表情。那张年轻而严肃的脸被记者拍了下来，登在了当年的报纸上。
这一次，面对老容止，她不再害怕。她只是想亲眼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杀她丈夫。
庭审过程中，坐在检察官身后的朱大洪一直面无表情，偶尔低着头。听到陆忠明的案子，她坐直了身子，忍不住哽咽着问老容止:“你的心是不是肉肉的？”
2020年12月，老容止案一审首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图元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等待判决的八个月里，朱大洪的急躁情绪再次被激起。她时不时给刘静洁打电话:“如果我没被判死刑怎么办？能赔偿多少？”
2021年9月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老容止死刑。听到判决结果，朱大洪轻松了很多。她对着镜头笑了笑:“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是48065.5元的赔偿判决。刘敬杰很清楚，这些补偿远远不够。她向法院申请司法援助。
“老容止案”的一审结果给了朱大洪一些信心。
宣判后的那天晚上，朱大洪正在高铁站里找路，一个清洁工上来了:“你就是电视上那个？”朱大洪这次没有回避。“这不是坏事。认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2021年9月，陆忠明的墓地杂草丛生。新京报记者左林摄
孩子们特地去崇拜陆忠明。坟前的杂草已经没有脚踝高了，烧焦的草变成了灰色，夹杂着鞭炮的味道，在坟前铺了厚厚的一层。一只红蜻蜓落在晃动的草地上，陆青双手合十，给父亲念新闻。
之后，朱大洪一家继续之前的生活。等待着老的二审结果，朱大洪的心更加平静了。她相信老容止会得到她应得的惩罚。她不想再想这件事了。她只想好好生活，看着孩子结婚。
当一切尘埃落定，朱大洪和孩子们将再次去陆忠明的坟墓看一看。23年过去了，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璐、陆青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左林
编辑刘谦校对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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