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一大是指什么(三重一大是指什么内容)

生活中，有很多朋友觉得三重一大是指什么(三重一大是指什么内容)很难弄明白，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小编就带来大家看看，希望可以帮助各位。

三重一大是指什么(三重一大是指什么内容)

“一把手”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属于“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一把手”掌管一方疆域，往往被不法分子视为拉拢、腐蚀、围猎的重点对象。仅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将有5836名县处级以上“一把手”。

在一些典型案例中，一些“一把手”成了“一霸”，为所欲为。“一把手”出问题时，往往表现为决策“一言堂”，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一手抓项目。

“一把手”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属于“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管人管事管权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监督存在差距，如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导致“一把手”的权力屡屡越线，任意行使权力，违法用权，肆意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对所在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显示，仅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县处级以上“一把手”就有5836人。

有专家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大量事实表明，“一把手”掌管一方一域，往往被不法分子视为拉拢、腐蚀、围猎的重点对象。少数“一把手”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私利，把权力、金钱、享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一把手的监督，* *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围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都有明确部署。目前已经形成了“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三项间接责任”制度、“一把手末位制”等重要制度，并持之以恒地发布。

坚持集体决策制度

有效防止个人专断

所谓“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是指属于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按程序和规定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三重一大”事项。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依据和决策结果要以多种形式在适当范围内公开，保证党员干部职工的知情权。

在湖南工商大学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潘超看来，对“三重一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应书面通知班子成员酝酿，不得临时动议；突发事件未经集体研究先行处置的，“一把手”应及时向组员通报，并有书面记录。其目的是防止“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个人独断专行，解决一些单位决策不民主、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但在当前的现实中，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成为‘一把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特权思想严重，高高在上，不愿意接受监督。他们视自己为一级组织的化身。别人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把不同意见当成噪音，自然不愿意接受监督。”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长叶嘉禾曾自称“四最”局长:“我是科信局年龄最大、职位最高、资格最老、业务最强的，因为这四个‘最’，我可以说在局内拥有绝对的权力。”

引进到厦门的“双百”人才张创办了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根据相关政策，公司可在思明区申请相关扶持资金和补贴。但有关部门实地检查“双百”企业时发现，张公司存在抽逃注册资本、将扶持资金挪作他用等多项违反协议的问题。于是，根据检查结论，工作人员出具了报告，将张公司列为需要整改的企业，建议暂缓拨付第三笔扶持资金50万元。

叶嘉禾明知张某公司存在各种违规行为，却让工作人员修改报告，将张某公司从“需要整改”调整为“稳步推进”，使公司顺利拿到了50万元扶持资金。后来，张邀请叶嘉禾吃饭。席间，他递给叶嘉禾两个信封，里面分别装着2万元和2000美元。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像叶家河这样的“一把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个例。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搞“家长制”、“一言堂”，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破坏企业政治生态。张琦主政儋州、三亚、海口等地时，帮助多名民营企业家非法收购土地近7000亩。其中，帮助某房地产开发商非法设置排他性条件非法收购土地1000余亩，侵占地质公园和生态林地，给国家造成数十亿元损失。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认为，早在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 *》就将“一把手”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失去了宽、软、松，许多党员领导干部遵守组织纪律的意识很差。一些“一把手”甚至在遇到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等问题时，视制度如无物，公然违反“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不请示组织报告就做决定。这些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实行分工负责的原则

优化内部权力分配

梳理近年来全国各地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很多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落马前都是所在地区、单位或部门的“一把手”。在一些典型案例中，一些“一把手”成了“一霸”，盛气凌人，为所欲为。一把手的问题，往往表现为一言决策，一言用人，一笔花钱，一手抓项目。

2014年2月7日，中央纪委研究室撰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超前思维。要切实加强权力制衡，按照职责分工原则妥善分解领导干部权力，减少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干预，积极探索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

由于干部人事、财务(事务)和工程建设项目是一个单位最重要、最敏感、最热点的问题，一些“一把手”在这三个方面独揽大权，导致权力控制失衡。为了遏制这种局面的形成，加强分权制衡，不少地方出台了党政正职“三间接责任”制度，即各级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事务)和工程建设项目，这些日常管理权力必须分解到副职；具体“放权”情况要报上级部门备案；违反这一规定的，要追究责任。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胡公群认为，“三间接责任”制度的实质在于划分权限，优化内部权力配置，制衡“一把手”的权力。要求“一把手”注重掌控全局和宏观把握，加强对这些事务落实和执行的监督。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三个间接责任”制度出台后，多名官员被查处。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原副区长、公安局原局长肖某，先后担任南岳区、衡山县、蒸湘区公安局长，逐渐将一地一地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地”，在干部人事、财务(事务)、工程建设等重大问题上独断专行。

据办案人员介绍，肖某颠倒了财务报销流程，* * *由他先签字，再由下属签字。短短几年间，肖某冒领100多万元。在这个过程中，未能认真落实“三个间接责任”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由于中央纪委研究室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只作了原则性规定，除了“三个间接责任”制度外，还有“四个间接责任”制度、“五个间接责任”制度、“六个间接责任”制度、“七个间接责任”制度。

青海省西宁市制定出台了“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和“四不直接责任人”制度，明确党政主要领导不得直接分管干部的人事、财务、工程项目，并补充规定不得直接分管“物资采购工作”，明确由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分管。

吉林省长春市探索建立市级机关主要领导“五个间接责任”制度。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把手不仅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工程建设，还要求班子其他成员协助“行政审批”、“物资采购”等具体工作，逐步形成“副职负责、专职监督、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制衡机制。

江西省南昌市实行党政正职“六个间接责任”制度。“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还增加了采购、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三项内容，旨在通过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南昌市各级党政正职廉洁从政。

浙江省常山县实行“七项间接责任”制度，“一把手”不仅不直接分管单位财务、人事、资产投资和管理，还增加了项目规划、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物资采购四项工作，有效降低了党政腐败案件发生率。

既有民主，也有集权。

集思广益，掌控全局

所谓“一把手”末位制，是指班子集体研究重大问题、重大事项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一把手”最后综合集体意见，作出最后表态。意见分歧明显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班子成员集体表决，但“一把手”仍按集体表决的意见进行最后陈述。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如果“一把手”缺乏民主意识，就会变得“家长式”和“集权化”；如果一个单位缺乏集体集中感，它就会分崩离析。民主和集中可以相辅相成，团队才会有凝聚力、亲和力、战斗力。“一把手”的最后一个位置是民主集中制的生动实践，要求“一把手”不仅要带头，而且要敢于放手，善于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总揽全局。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现实中，一些“一把手”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工作中喜欢拍板。他们听不进去，也容不得不同意见，使得身边工作的同志保持沉默，最终让一个单位死气沉沉。

海南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海南农垦总局原局长杨思陶，此前曾在澄迈县工作，从副县长到县长、县委书记，从副处级逐步晋升到正科级，最后在澄迈“不折不扣”。更可笑的是，杨思陶长期利用县投资委员会架空县委常委会、县* * *常务会议，先后做出220项违法决策事项。在他眼里，“一把手”职位制度形同虚设，对团队成员的善意提醒充耳不闻。

去年8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至2017年，杨思陶在澄迈县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名请托人在征地、工程承包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同意收受巨额贿赂。此外，滥用职权，违规指定项目建设，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此外，杨思陶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3.38亿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234.151万元。

采访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泽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少数“一把手”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惯于凌驾于班子集体和组织之上，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党政主要领导末位制是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具体制度。其目的是防止“一把手”在讨论重要事项时先定调子，使讨论流于形式。

长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华成认为，近年来，一些“一把手”主观上腐败，但客观上缺乏有效监督。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和调查已被视为一项重点工作。“为防止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在落实上级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监督检查机制的同时，还可以引入群众监督机制，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普通干部职工等人员列席党委(党组)会议，扩大人民参政议政的内涵和层次。此外，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议结果可以向社会公布，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