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德育

董仲舒强调道德教育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加以阐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杨德阴刑》关于道德原则和刑罚的辅助理论。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总结和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重要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想法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神从天而隐，以示威严，同时又给人以仁慈，“其位高，故恭敬；在其施下，亦仁者(“春秋繁露·离合根”，书中只引用了“注意标题”。在这里，君权神授的思想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所以君主作为以天命管理国家的人，也应该“深藏于内，所以他是神；拓宽世界，所以明了；任群贤，所以才能成功；不行，所以恭敬；泛爱群生，不以怒赏罚，故为仁(“离根”)，实现天人合一。

同时，用政治手段治理国家，做到“慎始、慎终、笃定、衣冠楚楚、安闲寂寞”(《李·》)。君主的情绪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一定要谨慎。“人民的好恶是热烈而明确的，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夏天热的时候冷，冷的时候热，会是不好的一年；人要喜怒，怒怒则乱世(《王道统三》)。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扰乱奖惩秩序。“虽乐而乐，必先以心求之，而后赏之，以立其德。你虽恼且怒，也要先用心求其义，再发罚以立其威(《韦德生》)。在隐性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能僵，主不能僵”(《天地通行》)。这里我们看到了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韩非法律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作为一个大臣，他应该像土地一样简单。“信主见其情，贵于地，主亦得财，王道维不输(《离合之根》)。”君主主要有军事谋略，大臣要坦诚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臣居阴而为阳。杨刀尚在形而流于情，杨刀无端而贵(《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术的影响，君臣要爱护百姓，视百姓为自己的臣民，提出了“君民有民心”的观念；民，君之体也(《做人》)。体现了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君主和大臣都应该热爱人民，敬畏上帝。董仲舒继承了墨子的天道之灾激励人不作恶的理论。“天地之事，有不祥之变，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难往往先来后到，变化多端，但又接踵而至。灾民是上天派来的；人不同，天道之力也。发而不知之，是以权畏之”(《和而有力》)。比如“木变了，春萎秋辉，秋冻春多雨。”这徭役征服了多少人，百姓穷叛，路饥。节者，节徭役，节税，留粮，济贫(“五行变节”)。所以上帝创造了天灾来激励人们反思自己的错误。无邪而畏之，以为天意要启发我，拯救我，所以报于我(“二段”)。所以在天灾多的时候，要及时反思治国之恶。“然而春秋之时，以为其为一端者，亦欲自除天谴畏天威，由心移物，修身律己，与人为善，反其道而行之。”(《二段》)

所以，为了回应天道的善恶，人要做到“圣人治天，圣人治天，也是大数。”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乱之治也(《楚庄王》)。因此，圣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关键的力量。”圣人可归万物，而部之元，不及研究所未曾承之物，不能作其贡献(重政)”。要“屈人而申王，屈人而申天(“玉杯”)”。圣贤主要是通过制定政治制度来彰显天意。”天命日月星辰自照，圣人命功德自言(李)”。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一大特点是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持续三个月，所以国王设三个职位，一次选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位要选四次候选人，以此类推。

这反映了古代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但政治实践似乎没有科学依据。其实，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更具有神秘性，在科学层面上有所倒退，但却是当时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对手。

在董仲舒看来，上帝要求君主和臣民遵守自己的道德标准。如果国王和他的父亲不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道德标准，那么大臣和儿子就不会服从控制。“父无父，子无子，君无君子，臣子无正规。”为了制定这一规范，我们应该首先确定他们各自的君主和大臣的头衔“治国的目的是纠正名字(于颖)”。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相亲相爱；臣不和则尊礼，民不安则孝(“为天人”)。

董仲舒对《春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伦理秩序的关注上，同时也特别关注朝臣的道德建设。夫识不足以识贤，无能为力。知其不可而为之，大者死，小者危(“精”)。君主应该明白与臣子保持距离和树立威严的重要性。如果是一样的心情，就不能让对方。此亦教(《玉道》)。同时，就像上帝对世间万物的公正之爱一样，他公正地行使了他的权力。“天盖万物，地承两者，时尚使之有力，雨赐其全，王者之术也，谓之(“深考名”)。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的帝王之术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君主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董仲舒全面继承了荀子和墨子的思想，其特点是将人才的使用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而志虚者，亦志于精；谦虚自卑，圣人所为(《通国神》)。所以，用圣贤可以治理好国家。“我们彼此接近，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容纳世界，名人和其他事物，而不失去我们的理性。让公心高于一切，赏善罚恶，而王泽奇则是从除病、正、备诸方面入手(《孟慧要》)。”我们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表现。同时，明辨是非，“以义为捏，以义惩恶，以绝为基，用之(“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

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恶两种道德品质都辩证地存在于人的身上。“天地有阴阳，身亦有贪之性(《名渊考》)。人性中的善处于隐藏状态，必须通过教育唤醒。”性有相似的眼神，眼神极好，我们拭目以待。“感觉不到的时候，可以说有质量，一定要看。现在全民的本质都有自己的特质，只是没有实现。比如失心疯的人等着他们，然后教他们做好人(《名深究》)。所以董仲舒人性观的经典表述就是“人天生有好的品质，却未能成为好的”。因为人的善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皇帝来教育“为其厚道而建王”(《人名深查》)。这符合荀子“化自然为虚假”的说法。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者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们外无贪欲，内有清净，内心平和而不失正气(天道)。”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要“看积极的颜色，听积极的声音，吃对的味道，走对的路，不要带走感情，所以要平安(《天道实说》)。“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

在君臣治国的具体方式这一命题上，董仲舒首先主张遏制贫富差距以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富则骄，贫则忧。烦恼是偷窃，傲慢是暴力。这也是大家的感受。(《学位制度》)”。同时，官员反对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不耕不种，田亩不渔，食粮不良，博士不坐羊，学者不坐狗”(《学位制度》)。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人民。“先食而后教，谓之治民(仁义法)”。实行开悟可以让世界和平。“圣人动于天地，有四化，而不止其一。他大义凛然，所以能动，所以能改，所以能大动，所以能大动，所以能大动，所以能不犯法，法不犯法。刑不上用，他便是尧舜之功。”。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董仲舒在关心人民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一直强调法制和道德教育并重，融合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单靠寒暑老去，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单靠权力来统治，而必须开悟(“做人”)。而且强调教化比惩罚更重要。阴与天的惩罚。天近阳远阴，德大刑小(《杨尊尹蓓》)。同时，董仲舒提出“天道之治，常设在暗处，稍有助益。“故惩罚者德之助，而阴人之洋之助也(《天辨人》)。经过形而上的论证，也认为道德教育在实践中比惩罚更有效，因为民众“喜赏，严于惩罚，多病于法纪”。韩非作为君主治国第二把手的赏罚思想得到了发挥。事实上，统一帝国建立后，秦朝采取的是简单的法制，最终导致了欺压百姓的暴政二世的突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子等人片面强调惩罚的做法。而且，仁政的伦理观念与天智的本体论观点相结合。每项职能都必须有适当的奖惩形式。”庆祝奖罚各有各的好处，春夏秋冬。".四个政客不能扯上关系，四点也不能扯上关系。(《四季之副》)。

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董仲舒首先强调异常气候是政治治理失灵后上天对人的警示，并提出了“存徭役、节税、出仓济贫”等一系列应对自然灾害的主张。在人才使用上，“施善、赏功、封德”(《五行存》)。在君主个人风格方面，“存宫、刻纹、示孝、同情李渊(“五行存”)”。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他“倡廉、立正、藏武、驾驭兵器(“五行救”)。这里在天智的指导下讲解民本思想的具体命题。人们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虽然主张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综合发挥了法家思想、儒家民本观念和墨家天地学说，真正以学术统一情怀促进了政治统一情怀。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他综合运用历史经验，既强调德治思想，又吸收了历史上法治理念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君重民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思想特别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发展和壮大社会生产力。他的德法兼顾的思想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可偏废。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

我们应该关注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观念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们的心理环境。同时批判了他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以及忠孝等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错误思想。从而为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